关于成语以夷制夷的解释及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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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夷制夷策略的影响


以夷制夷

  在确定了一定的目标之后,外交策略的运用,则在于“发现国际间之罅隙而有以图之” ③。李认为给中国带来灾难并构成极大威胁的西方列强,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内部有利益冲突,存在与列强进行周旋,从而达到力保和局,维护国权的目的。这就是“以夷制夷”外交策略。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可以说贯穿于他外交活动的始终,是其最主要的外交策略。其主要表现有三:

  (一)令各国均沾

  李鸿章令“各国均沾”的制夷策略,主要表现在处理清帝国周边地区与列强的外交交涉中,特别是在处理台湾、朝鲜等问题时表现突出。

  1874年,日本借琉球船民被杀一事,武装侵略台湾,清政府责成李鸿章处理此事,他主张同日本讲和。认为不能因此事同日本发生战争。讲到制日之策,李鸿章认为:“台湾系海外偏隅,与其听一国久踞,奠若令各国均沾。”即主张台湾向各列强开放通商,使各国在台湾均有自身利益,让他们在台湾逐鹿,相互牵制,达到借机控制他们的目的,借以保存对台湾名义上的主权。1876年,日本逼迫朝鲜与其签订《江华条约》,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气势,为寻求制日之策,1879年8月26日,李鸿章亲自写信给朝鲜原任太师李裕元,说服他对朝鲜宫廷施加影响,让朝鲜同各国通商订约。李鸿章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还说:“若贵国在与英、德、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札俄人之窥伺.而俄亦必随即讲和通好矣。”在这里,李鸿章是想让朝鲜与各国通商。使各国在朝鲜均有自身特殊利益,若日本或俄国想独占朝鲜,其他各国必加以干涉,这样可避免朝鲜为一国所灭,从而可保中国的宗主国地位。1881年,美国谴使要求与朝鲜通商,李鸿章让马建忠协助朝鲜签订了朝美通商条约,此后,德英等国都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同朝鲜签订了商约。这便使欧洲各国均在朝鲜获得商业利益,而令日本侵霸朝鲜的野心遭到强力遏制,这是典型的引虎制狼,即“以夷制夷”策略的实施。

  (二)与日、俄联盟

  李鸿章在处理清政府的对外交涉中,存在着一种联盟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他的联日与联俄活动中。起初,他试图与日本联合,建立所谓的“东方战线”,在日本步步进逼之下,希望逐渐破灭,转而依靠俄国,企图借俄国的力量来达到遏制日本及其他国家过分侵略的目的。

  然而联合日本无异与虎谋皮,不但没有给大清带来太平,反而引狼人室。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促使李鸿章从联日转向联俄。日本吞并琉球,中日进行交涉之际,正值俄国侵扰新疆边境。中俄交涉伊犁问题之时,在当时士大夫中有“联日制俄”和“联俄制日”两种趋向,此时,李鸿章力主放弃联日,改为联俄。他认为在中俄、中日交涉中,中俄关系更为重要,认为“日人诡谲,断不肯助我拒俄。”“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则我既失之于倭,而又将失之于俄,何如稍让于俄而得俄以慑倭。”他建议清廷以“延宕之法”拒绝批准中日分岛改约的草案,使日本妄图以分琉球南部两荒岛换取清政府承认“利益均沾”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的阴谋归于失败。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俄国联合德法成功地使日本“还辽”,并且使赎辽费由1亿两降至3000万两。清廷及一些地方督抚大员对俄国另眼相看。在朝野一片“联俄”的气氛中,李鸿章充当了清政府联俄的使者。1896年,李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建立了针对日本的表面上的军事同盟,至此李鸿章的“联俄”行动达到顶峰。

  但是,义和团运动以后俄国在东北的侵略扩张证明,《中俄密约》并未给中国带来好处。相反,却便利了俄国势力大举侵入东北地区,东北实际上成为了它的势力范围。

  (三)寄望于国际“调停”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还表现在他每遇中外重大冲突,便请求列强“调停”,把化干戈为玉帛的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预上。这种“调停”,一般来讲,是想以较小的让步换得“和局”,避免中外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或战争,以此尽可能保全中方利益。

  李鸿章争取“调停”的活动,大多以失败告终。但当李的“调停”愿望与列强利益一致时,也起到过一些效果。如中英在交涉马嘉理案时,英公使威妥玛曾坚决要求处分云南巡抚岑毓英,但李鸿章借设宴各国公使之机,借其帮助,使威妥玛放弃了这一无理要求。再如“三国干涉还辽”,也使清政府至少名义上暂时性地收回了辽东半岛。

  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在当时落后的中国曾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在实力远不如人的情况下,利用列强矛盾,周旋于他们之间,不失为一种可取的策略。但这种策略无疑是步险棋,在自己国家无实力掌握外交主动权时,片面依赖一“夷”的矛盾,其作用是有限的,而且往往不是“制夷”,而是被“夷”所制。虽然在有些时候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取得了些成功,但与其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不论如何,李鸿章新形势下的“以夷制夷”策略已经开始走出传统的“驭夷”方略,加入了一些现代因素,中国外交的近代化由此开启。可以说,中国的现代化外交是从李鸿章开始的,这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进步。

谁提出以夷制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魏源提出的,指的是学习西方先进科技装备军队,打击外来侵略

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人,他在《海国图志·叙》中指出: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所谓“师夷” 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敌制胜。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从反侵略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现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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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清政府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


“以夷制夷”政策在成为清政府的官方政策之后,在其实施的过程中都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以夷制夷”这一政策尽管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同,但是对于要结盟和要打击的对象,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期都有不同的看法。如李鸿章先主张联日联英制俄,后又主张联俄制日;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主要主张联合英美;1900年沙俄侵略面目暴露之后奕匡又主张联日制俄[5]……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清政府内部对于真正威胁其统治的最大的敌人一直没有看清楚,总体来说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前认为俄国是中国最大的威胁,主张联合他国对付俄国;在甲午战争之后则认为最大的威胁来自日本,“以夷制夷”政策出现明显的向俄国一边倒的倾向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00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给了“以夷制夷”政策致命一击,清政府完全臣服于外国侵略者的脚下,成为其侵略统治中国的代言人和工具,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在这之后的对外交涉中,尽管清政府也使用“以夷制夷”但是这时候的“以夷制夷”已经与当初的使用初衷完全南辕北辙,完全异化为迎合列强,维系自己的统治的一个工具,而并非是为了发奋图强,并且这一态势也影响到了北洋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鲁迅先生在《伪自由书》中辛辣的讽刺道:“我还记得,当去年中国有许多人,以为哭诉国联的时候,日本报纸往往加以讥笑,说这是中国祖传的‘以夷制夷’的老手段。

第二、“以夷制夷”这一政策的使用自始至终都是以出卖国家的主权为代价的。在《马关条约》签订前期李鸿章曾寄希望于借助英俄以制日。当时李鸿章为了诱使英国出面干预并签订中英密约,竟代表清政府答应英国政府“在一年年限之内将中国的全部行政权交给英国,并使英国独享改组和控制海陆军各机关、修筑铁路、开发矿山的权利,并加开几个新的口岸,对英通商。”李鸿章的这个诺言如果实现,那么中国的主权将受到无法估计的损害,可是考虑到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以及与其他各个国家之间的利害关系,英国政府居然没有接受李鸿章的“盛情”。于是李鸿章转投沙俄但是依然没有得到沙俄的支持。1894年4月17日,清政府在得不到列强的任何调停之下,被迫签订了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尽管这次通过出卖主权来“以夷制夷”没有最终取得成功,但是却极具代表意义,让世人看清楚了清政府倡导的“以夷制夷”的真面目。

第三、“以夷制夷”政策的实施完全是依赖列强在华的“均势”来执行并没有达到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初衷。“以夷制夷”的初衷是为了能在西方列强之间纵横捭阖,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可在实施过程中,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向中国渗透,并逐步把持清政府的统治大权使其完全成为一个惟命是从的奴才政府。“以夷制夷”完全就是依赖列强的均势来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总而言之,清政府本想搞“均势”,使列强互相牵制,但在主权沦丧的情况下,晚清政府“以夷制夷”反“被夷所制”,使得自己完全成为列强的御用工具。这种形势下的“以夷制夷”只能是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打开方便之门,导致中国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热血江湖邪派48级 以夷制夷 的任务干掉可疑的使者怎样做呢?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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